《儒林外史》写的是十八世纪上半叶清朝时期，广大知识分子被八股举业和程朱理学所牢笼和毒害，都丧失了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残酷局面。

吴敬梓用他那敏锐的双眼洞察众多知识分子的行为生活，用他那强健有力的笔触对他们的形象做了深刻的刻画，深刻而艺术性地讽刺了在封建科举制度下的知识分子丑恶的嘴脸，有力批判了科举制度的罪恶本质。

(一)身份相似，命运一致的周进、范进《儒林外史》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形象应数周进和范进两位。

他们的身份、经历相似，连最终的命运都一致。

他们中举前，缺衣少食，遭人践踏;中举后，丰衣足食，受人敬畏。

周进的出场，是伴随着狗吠声出现的。

“头戴一顶旧毡帽;身穿元色绸旧直缀，那右边袖子同后边坐处都破了，脚下一双旧大红绸鞋;黑瘦面皮，花白胡子。

”一幅寒碜落魄，穷困潦倒的素描像，蹭蹬科场的苦相一览无余。

这个六十多岁的老童生到薛家集坐馆，遭到秀才梅玫拿校规来奚落，讥笑他吃长斋。

王举人的威压，乡绅申祥甫的异议，夏总甲也因他“不知道经常来承谢”而排斥他，“由着众人把他辞了来家”。

中举前的范进也有同样的经历，他的形象由周进引出。

在周进视学的学堂里，“落后点进一个童生来，面黄肌瘦，花白胡子，头上戴一顶破毡帽”，“穿着麻布直缀，冻得乞乞缩缩”。

这简直是同一幅画面的重现。

范进在家受尽丈人胡屠户的欺压和痛斥。

科举制度下的社会，没有官衔，就没有社会地位。

这也是众多知识分子执着追求功名富贵的主要原因。

作者为进一步揭穿科举的弊端，让周进、范进两人相继都“中”了。

中举后，人们对他们的态度产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周进中举后，“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认相与”，薛家集观音庵里也立起了他的长生碑。

范进中举后，平时凶狠如虎的丈人胡屠户媚态尽出，往日从不来的张乡绅也来攀结。

(二)各具特色的兄弟脸《儒林外史》中安排了许多对兄弟，他们或是同进同出，或是你进我出。

狐假虎威、行凶作恶的乡绅严贡生和吝啬小器的严监生据说，“清雍正朝规定，秀才中廪生、增生被选入国子学称贡生，次于廪生、增生的副生入选则称监生。

入监者必须是‘学行端庄、文理优长’者”，小说中出现的严贡生，却恰恰相反，他鼓吹自己与知县相与，行凶于乡间，拴人猪仔，讹人利钱，攀结官亲，讹诈船钱，极其可恨。

严贡生的作恶行为受到控告，便逃到省城去了，从而牵连到其弟严监生。

严监生家私万贯，却胆小吝啬。

闻说严大披案逃跑，严监生甚是害怕，又是留差人饮酒吃饭，拿钱充塞，又是请来妻舅商量对策。

他身怀十万，却舍不得买一斤猪肉来家，当儿子要吃肉时，就到熟切店买四个钱的肉哄儿子。

他对自己的刻薄更胜于对家人，病重也舍不得银子吃人参，导致身亡。

更为可笑的是，在他即将断气的时候，却因多点了一茎灯草而迟迟不肯断气，还高高举着两个手指。

2、“铮铮有名”的王氏兄弟王德、王仁兄弟俩分别是府学廪膳生员和县学廪膳生员，并“都做着极兴头的馆，铮铮有名”。

按理说，他们应该是众人的表率。

然而，恰恰相反，他们的所作所为，实是“亡德亡仁”之举。

这可从他们对其胞妹王氏及严二之妾赵氏的态度变化中看出他们的丑陋行径。

王氏虽为严二正房，但她长年卧病在床，没什么权势。

因此，对王氏的病，他们只是表态“总是虚弱，该多用补药”。

而对赵氏立正房之事，先是“木丧着脸”，当严二请他们到密室，递过银子后，他们的态度立刻“雨过天晴”，双手来接。

后又“哭得眼红红的”，搬出纲常、孔子来“威逼”严二把赵氏立为正室。

作者借立嗣一节奋笔直戳他们丑恶心灵的深处，对他们卑污的人性进行无情鞭挞。

此时，王氏的优势已失，他们对她的态度也由讨好到敷衍。

当王氏找他们过来商议时，他们即时“踌躇”起来，并说“这件事，我们做不得主”的话，没有扶正赵氏时那样大方，“有我们做主”这样的话此时已出不得他们的口。

3、“文治”的汤奉与“武功”的汤奏汤奉和汤奏两兄弟，比二王、二严兄弟的地位都高，都是举人。

汤奉、汤奏两人分别任职于广东高要县知县和贵州镇远府镇台，可谓之为“文治”和“武功”。

在“地方肥美”，“钱粮耗羡”的高要县汤奉不像前任潘知县那样搜刮歹净;在解决民事纠纷时，他也能做到不一味偏袒乡绅，尚能为人民、为弱者作主，这可从他处置严大位与乡邻王小二、黄梦统的纠葛、在判断严府“家务事”中看出。

汤奏做贵州镇远府镇台，一出场即陷于矛盾“漩涡”之中。

也是在这“漩涡”中，才显出其性格特征。

对生苗起衅一事，他认为“关系朝廷体统”定要带兵剿杀，并紧追穷杀，直到捉到首犯为止。

但他急躁冲动，与雷太守商议处置生苗起衅一事，他“几句就同雷太守说了”，为把“带领兵马”改为“多带兵马”四个字，他不由分说，把兵房书办关在了书房里。

到了三更夜，用五十两大银买通了书办，终把“带领兵马”改为“多带兵马”。

汤奏“多带兵马”，无非急于立功。

把立功建立在“紧追穷杀”上，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社会的腐败黑暗。

4、“科名蹭蹬”的豪门公子娄琫和娄瓒娄琫和娄瓒虽为豪门公子，乃祖、乃兄高官厚爵，但他们却因“科名蹭蹬”，“激成了一肚子牢骚不平”，以致做出一些为时人士人所不能理解的怪僻行为。

对江西宁王反叛一事，四公子道:“宁王此番举动，也与成祖差不多。

只是成祖运气好，到而今称圣，称神;宁王运气低，就落得个为贼，为虏。

也要算一件不平的事。

”屡次走访杨执中的举动，鲁编修就给予不理解:“但这样的人，盗虚声者多，有实学者少。

”“他若果有学问，为甚么不中了去?只做这两句诗，当得甚么?”5、孝悌君子余特、余持余特、余持两兄弟在小说中，是一对不可忽视，也是作者特意安排的形象。

五河县的人，个个都想巴结彭家和方家，就只有这弟兄两个守着祖宗的家训，闭户读书，不讲这些“隔壁帐的势利”。

他们最引人瞩目的表现是尽孝。

邻居家失火，不得不把父母灵柩抬出。

而当地风俗认为，抬出的棺木如再抬进家门是“要穷人家”的，众亲友都劝他们就此下葬，但他们宁可“穷死”也要把灵柩请进中堂。

余持对兄长的赃事给予包办，不辞劳累多次顶抗官司，替兄受罪。

(三)时文选家典范马静马静也是作者刻意刻画的代表科举说话的典型人物。

马静不仅自己醉心“举业”，执着追逐功名富贵，而且还苦口婆心劝说他人也要以举业为主。

他虽醉心举业，却事与愿违，一生只能做时文选家。

而他作为选家，又不同于其他选家，他袒露直率，不冒充风雅，假装斯文。

他阅读广泛，眼界宽阔，尊重他人的创作。

他也有迂腐庸俗的一面，认为“举业”是求取功名的唯一手段，并且劝匡超人“人生世上，除了这件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

假神仙洪憨仙给他“黑煤”烧出碎银，他就信洪憨仙是神仙，并听憨仙怂恿骗胡三。

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马纯上，对西湖真山真水的景致却毫无观赏的兴致，只是一路走马观花，喝完茶、吃点东西。

(四)由“豪家弟子”堕落为“败家子弟”的杜少卿杜少卿是《儒林外史》中一度寄寓着作者理想的正面人物，在小说中出现的频率极高。

杜少卿终身只是一个不第秀才，不像族兄杜倩那样中过进士，又铨选部郎。

他仅仅依靠祖上遗留下的家产支撑门户，但他既不善于理财，又慷慨仗义，因此，家产日益削减。

处于封建末世的世家大族，大都与当时不断崛起的盐典商人在经济利益上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

杜氏家族也不例外。

然而，杜少卿却不同与其族人，他一生极憎恶盐商。

例如，汪盐商请他做陪客，他毫不犹豫的拒绝了，并脱口而出“这人也可笑得紧!你要做这样热闹事，不会请县里暴发的举人进士陪”。

沈琼枝不愿做宋盐商之妾而逃，他却给予高度的赞扬“盐商富贵奢华，多少士大夫见了就销魂夺魄;你一个弱女子，视如土芥，这就可敬的极了”。

他出身于仕宦世家，却厌弃仕宦，不愿做举业;不拘礼法，却极重孝道，如他对先人门客的厚待，赠钱给张俊民葬母等。

作者刻画杜少卿这一形象，揭露了一个在封建末世不愿“与时俱进”的“叛徒”形象，寄寓了作者对黑暗社会的抨击之情。

作品中还刻画了许多人物形象，如从忠孝勤敏的农村子弟堕落成忘恩负义的市井恶棍，虚伪造势的盐商营典、迂腐执着的秀才、谦逊恬适的儒人、恪守忠孝的市井夫子等。

总之，作者用写实的手法刻画的人物精致而又形象，把社会不同阶级的人物描写得淋漓尽致，用讽刺的笔法刻画不同人物性格的发展于变化，表现了作者对科举制度的抨击，揭露了清朝社会的黑暗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