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管锥篇》，就可以发现一些它所具有的很有意思的特色：首先，《管锥篇》是用古文写的。

顾除用白话文写校释和评论外还用白话文翻译了古文。

顾的读者肯定是当代普通人，钱的读者是谁我就弄不明白了，大概只是少部分人。

钱书大概写於上世纪七十年代，是提倡用普通人民的语言写文章为普通人民服务的年代，能坚持用古文写作，也就是忠于古文这种形式，一定是很不简单。

其次，对照顾文看，不难看出钱文就是对作者选定的某些古文中的某些片断校释和评论的混杂或并体。

从钱文前四卷1200余页中，随机抽样选取20篇文章作样品，就会发现校释部分约占了每篇文章百分之七十八左右的篇幅；其中大量引用中外他人的文章片断。

这些片断引用得再多，收集整理得再多也只是参考文献，不是作者的独立见解。

剩下来就是约300页的个人见解，散布于220个左右涉及哲学，民俗，艺术，文学，军事，等十多个的不同学科的题目中。

对每一题目，除简单谈谈之外，哪里有可能作出深入全面的分析和讨论？然而，由于钱文把校释和评论混杂合并一起，很容易使读者错把校释当作评论，形成鱼目混珠的误解。

同时，这些见解只涉及局部不看全面，即只对个别字或个别句子的意思提出自己的见解，不谈人们使用它们的具体场合或时空。

这不符合从康德，他强调人使用语言不象上帝因此离不开时空（受康的启发我个人以为只有上帝才能创立总括人类语言现象的语象学），开始经过马克思，他强调人们使用语言的目的是改造世界，到现在的许多西方学者，如Stanly Cavell，他强调人们学习和语言要联系生活特别是生活中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习惯，等等，这些西方有名的思想家所提出的使用语言的先进方法；也不符合理论联系实际，用辩证唯物的历史观点整理文学遗产的传统要求。

这种形式上五花八门，实际上不讲理论也就是不讲明立场做文章的方法大概无论哪门人文学科的专业人士都应当作是独辟蹊径求得真理的诀窍，都应趋之若鹜；不然钱文怎能成为当代最高国文水平的代表？。